第九十二章 二百五和他的朋友们(完)(1 / 2)

俗话说,一个波还没有平,一个波又起来了。

俗话又说,你以为你以为的就是你以为的?

俗话还说,一个好汉三个帮,一个篱笆三个桩。

俗话还还……

好了,哪来那么多的俗话,说些雅话——不是雅蠛蝶的话。

范仲淹自贬谪之后,吏部那班捧高踩低的家伙公事公办,即刻行文,着范仲淹克日离京赴任饶州。所谓即刻,所谓克日,正确的打开方式就是您赶紧走,越快越好,免得吕相怪罪下来,大家难做。

范仲淹此时还没有说出那句“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的千古名言,个人修养估计也没到那个份儿上。

心里那个郁闷,那个愤慨呀,那个恨呀!恨谁呢?当然不是恨吕夷简。他没有那么肤浅,认为自己都是受了奸相的迫害,才落到这般田地。

宝宝心里苦,宝宝不说。

前来探视的馆阁校勘欧阳修、尹洙,因为不了解内情,简单地安慰了几句,陪着骂了吕夷简几句。见范仲淹始终闷闷不乐,以为尚不能释怀,也就黯然离去了。

婉拒了尹洙喝酒散心的建议,欧阳修越想越气闷。范希文这样的忠良,因何会落到这般地步?难道大宋天下,就没有一个说理的地方了吗?不行,俺得找个说理的地方!

尹洙与自己一样从西京调回来的,在京城根基尚浅,论文名还稍逊于己。与之再谈论此事只会徒增烦恼,于事无补。还是找余靖余安道吧。

余靖,字安道,韶州曲江人。天圣二年进士,时任集贤院校理。

而集贤院是什么地方呢?

史载,集贤院,官署名。唐开元五年(717年),于乾元殿写经、史、子、集四部书,置乾元院使。十三年,改名集贤殿书院,通称集贤院。置集贤学士、直学士、侍读学士、修撰官等官,以宰相一人为学士知院等,常侍一人为副知院事,掌刊缉校理经籍。宋沿置,为三馆(昭文馆、集贤院、史馆)之一,置大学士一人,以宰相充任;学士以给、舍、卿、监以上充任;直学士不常置,修撰官以朝官充任,直院、校理以京官以上充任,皆无常员。

看明白了吗?

类似于国家图书馆的一个机构,但馆长是由宰相担任的。虽然余靖只是一个小小的校理,品级不高,但大学士、学士只是挂个名,平时是不管事的——虽然也没有什么事可做。

但在书籍极少的古代,能够掌管一国之经籍,本身就代表了巨大的权利。

皇帝要读书啦,大臣要草拟圣旨啦,无不需要从三馆珍藏的图书中寻找依据,这些人与重臣甚至是皇帝见面的机会就无限多。其待遇约莫与明清时的翰林院相同,非声名卓著、德艺双馨者不能担任。

到了余靖家里,刚巧起居舍人、知谏院事高若讷也在。

要说这高若讷也是个奇葩,进士及第,历任监察御史里行、殿中侍御史里行,直至起居舍人、知谏院。好好当你的大喷子这一很有前途的职业不好吗?不,人家是有自己的理想和抱负的。

学过中医的人都知道张仲景的《伤寒杂病论》,但真正将《伤寒论》隆重推出,并加以校正、刊刻的是这位高若讷。人家还“述其精微,补苴罅漏,俾仲景学说大张于世”,开创了后世研究伤寒的风气,是宋朝整理研究《伤寒论》的第一家。

搞医术的人大多是较真的。

听欧阳修说起范仲淹被贬一事,且言语中多有对吕夷简不敬。

高若讷很是不解:“永叔所言,是否言过其实了?吕相世代簪缨,人品贵重,哪里有你说得那么不堪?而且此次希文兄也着实有些过了。所谓优先推选亲近之人,不过是人之常情,无可厚非也!更是连上四论,谩骂吕相,非君子所为。都说范希文是忠厚长者,我看未必。”

欧阳修原本对高若讷不能仗义执言就一肚子火,对他一口一个“吕相”的叫法更是不屑,忍不住出言讥讽道:“敏之兄身为台谏官,尸位其上。上不能纠天子之缺,下不能正百官之错,有何面目窃据高位,如那泥塑木雕一般。难不成,那吕夷简的亲近之人就有你一份?”

余靖也对老友不能表态支持范仲淹的做法心有不满,埋怨道:“敏之兄确实是做错了呀!范希文身负盛名,实乃治国之大才,为公为私都应该想办法帮他一下的。我正要上奏折为范希文转圜,敏之可要联署否?”

高若讷没想到自己不说话反而落了埋汰,早知道来这余靖这里喝什么茶,回家喝药不是更好?还能研究一下伤寒的病理。

话不投机半句多,高若讷起身道:“在下一介泥塑,就不参与诸公救国救民的大事了!告辞!”

出了门,高若讷越想越气。我招谁惹谁了,难道不救范希文的就是坏人,那满朝文武就没几个好人了!君不见,晏同叔不也没说话嘛?你怎么不去骂他?好人做不得呀!

晚间,与馆阁校勘尹洙喝酒解闷,高若讷就把自己的苦水倒了一下。

要说这高若讷的名字真的起错了,您哪是“若讷”,您是真“讷”呀!尹洙与欧阳修同为馆阁校勘,又同是从西京洛阳调回京城的,在西京时又同是西京留守钱惟演的座上客。那关系,好得只差穿同一条裤子了。

您跟他发牢骚,说欧阳修和范仲淹的坏话,你猜他会不会跟欧阳修说呢?

不用猜!尹洙随即就告诉了欧阳修。

欧阳修那个气呀!好啊,原以为你高若讷只是胆小怕事而已,没想到还是个到处煽阴风点鬼火的卑鄙无耻的小人。老夫岂能容你这貌似忠厚实则奸诈的鼠辈活在世上?

次日,集贤校理余靖上疏《论范仲淹不当以言获罪》为范辩护,吕夷简斥之为范某朋党,遭贬泰州;馆阁校勘尹洙一看,我也要当范某的朋党,遂上疏自承道:“余靖与范仲淹交情甚浅,为其辩解即遭贬谪,臣与仲淹义兼师友,论起亲近来更应当从坐”,如愿以偿地遭贬唐州。

欧阳修一看,嚯,你们两个家伙太不仗义了,就你与范希文关系好,敢情我是个外人?不行,我也要当内人,呃不,同病相怜之人。

不过,先别忙,等我把那高若讷骂得体无完肤、遗臭万年之后,再与诸君一同上路。此去黄泉路上,一路说说笑笑,岂不快哉?

当下奋笔疾书,一篇雄文《与高司谏书》面世。

“……

今足下家有老母,身惜官位,惧饥寒而顾利禄,不敢一忤宰相以近刑祸,此乃庸人之常情,不过作一不才谏官尔。虽朝廷君子,亦将闵足下之不能,而不责以必能也。今乃不然,反昂然自得,了无愧畏,便毁其贤以为当黜,庶乎饰己不言之过。夫力所不敢为,乃愚者之不逮;以智文其过,此君子之贼也。

……

昨日安道贬官,师鲁待罪,足下犹能以面目见士大夫,出入朝中称谏官,是足下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尔。所可惜者,圣朝有事,谏官不言而使他人言之,书在史册,他日为朝廷羞者,足下也。《春秋》之法,责贤者备。今某区区犹望足下之能一言者,不忍便绝足下,而不以贤者责也。若犹以谓希文不贤而当逐,则予今所言如此,乃是朋邪之人尔。

愿足下直携此书于朝,使正予罪而诛之,使天下皆释然知希文之当逐,亦谏臣之一効也。”

欧阳修不愧是一代文宗,一篇《与高司谏书》嬉笑怒骂,酣畅淋漓,把高若讷骂得是狗血淋头,热血上头。

好呀!我低调不代表我好欺负!你不是要我“直携此书于朝”吗?那我就成全你,免得你再给我安一个“无蛋鼠辈”的称号?

于是,高若讷就把公开信上交了,就像收到男生的小纸条后交给老师的女学生一样。赵祯表扬了这位好学生,对不好好学习的“坏学生”欧阳修进行了严厉的批评,贬为夷陵知县。

欧阳修一被贬,惊动了一人。

欲知后事如何……

不等胡渣唏嘘臭拽完,头上就挨了记暴栗,耳听一声怒吼道:“瞎哔哔什么,赶紧说正事儿!”

好吧,惊动了一位名叫蔡襄的家伙,对,就是那个“赵钱孙李”宋四大家的蔡襄。

这位蔡襄同学刚刚当了欧阳修的同事,听闻本部门有欧阳修这位大神,恨不得立刻自荐枕席、以身相许。奈何欧阳修不好这一口,不然真的有可能谱写出一曲伟大的爱情故事。

虽然没有接受这位来自“湖建”的年轻人的炽热的情感,但欧阳修也不吝于把他介绍给自己的朋友们。于是,蔡襄得以混入了大宋文坛的顶级圈子,声名鹊起。

后人说起蔡襄,多半是要讨论他的书法,并为之是否真有资格顶替另一个姓蔡的而争论不休。事实上,蔡襄善于治理地方,所任职之地皆有政绩,也很擅长茶艺,北苑贡茶“小龙团”即由其主持制作。然而,真正让蔡襄登上历史舞台的是他的诗文,准确地说是《四贤一不肖》组诗五首。

当时年仅二十五岁的蔡襄目睹言者均被谪贬,心中不平,便作《四贤一不肖》诗,称赞范仲淹、余靖、尹洙、欧阳修四人为贤人,痛责高若讷为不肖之徒。

诗成后京城内外士民争相传抄,大有汴梁纸贵之势。甚至有契丹使者闻悉后购得诗作刊本回去,张贴在幽州馆里品赏。

继欧阳修之后,又在高若讷的心上狠狠地插了一刀,自此被牢牢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,一千年都没有下来。幸有后世一潦倒书生,托名胡渣唏嘘者,穷极无聊,翻出了这一历史上“最黑暗”的事件,还高若讷以清白。

高若讷若泉下有知,当感谢胡渣的八辈祖宗,并仰天长叹:老实孩子,千万别做官呀!